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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被投公司的技术必须有跳变(用红杉风投自己的话讲叫做SuddenChange),就是我常说的质变或者革命。当然,如何判断一个技术是真的革命性进步还只是一般的革新,需要有专业人士帮助把关。由于红杉风投名气大,联系广,很容易找到很好的专家;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许多。斯坦福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才的培养上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反映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上的帮助首先反映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虽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是能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它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没有踏进教室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的时间和上班的事情有冲突,在职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学为周围的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反摩尔定理使得IT行业不可能像石油工业或者是飞机制造业那样只追求量变,而必须不断寻找革命性的创造发明。因为任何一个技术发展赶不上摩尔定理要求的公司,用不了几年就会被淘汰。大公司们,除了要保持很高的研发投入,还要时刻注意周围和自己相关的新技术的发展,经常收购有革命性新技术的小公司。它们甚至出钱投资一些有希望的小公司。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思科公司,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买回了很多自己投资的小公司。澳门威尼斯人全部网站斯库利明白新成长点的重要,但是他没有找到,苹果历任CEO都想做这件事而没有做到的。斯库利搞的个人助理想法不错,但是时机不成熟,因为那时无论是手机、电话还是互联网都没有发展起来,很少有人愿意花几百美元买一个无法联网的高级记事本。因此,这个产品的市场即使存在,也不过是一个很窄的市场,这样的产品不可能掀起一个潮流。斯库利的运气不太好,因为在他执掌苹果的年代,移动通信和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除了微机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潮流,没有别的潮流。虽然苹果本来有可能成为微机领域的领导者,但它封闭式的做法,使得它战胜微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乔布斯比较幸运,他再次接掌苹果时,已经进入了到了网络泡沫时代。雅虎似乎代表了一种潮流,很多公司在跟随着雅虎,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面对着网络泡沫而且因此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乔布斯在网络泡沫时代,能高屋建瓴,不去趟互联网这滩浑水,而是看到了网络大潮下面真正的金沙。

澳门威尼斯人全部网站而这张图,则是在互联网时代通过跨操作系统的平台控制用户的新构想。这时,控制跨操作系统平台的公司有可能成为新的王者。事实上,反摩尔定理积极的一面更为重要,它促成科技领域质的进步,并为新兴公司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和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IT领域的技术进步也有量变和质变两种。比如说,同一种处理器在系统结构(Architecture)没有太大变化,而只是主频提高了,这种进步就是量变的进步。当处理器由十六位上升到三十二位,再到六十四位时,就有了小的质变。如果哪一天能用到纳米技术或者生物技术,那么就做到了质的飞跃,半导体的集成度会有上百倍的提高。为了赶上摩尔定理预测的发展速度,光靠量变是不够的。每一种技术,过不了多少年,量变的潜力就会被挖掘光,这时就必须要有革命性的创造发明诞生。太阳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利用它在Unix上的主导地位,或联合、或兼并其它Unix服务器厂商共同对付微软并稳守中大型企业市场。它至少可以在操作系统上和微软分庭抗礼。至今,Windows的服务器在很多业务上还无法取代Unix的位置。但是太阳公司当年带头在Unix阵营里窝里斗,根本没有把精力转到和微软的竞争上。

菲奥莉娜当时的另一个指望是,卖打印机后一劳永逸地挣墨盒钱。这个策略也没有行得通,这里面有除了技术和商业的因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来自亚洲制造的冲击。现在,中国制造似乎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因为中国为世界生产从玩具、服装到家电等各种消费品,甚至包括Burberry和Armani在内的奢侈品。但是,这里我想讲的亚洲制造并不是指欧美在亚洲进行外包加工(比如台湾的郭台铭),而是指像亚洲人自己的公司在一些产业上彻底替代欧美公司,比如丰田、本田代替通用汽车和福特,联想替代IBM等等。很不幸,惠普是亚洲冲击的牺牲者。二战后,摩托罗拉作为品牌名气越拉越大,人们一说起无线通信就首先会想到摩托罗拉。直到二十年前,摩托罗拉一直垄断这个市场,从对讲机、早期的手机,即大哥大,到九十年代初风靡中国,城市里人手一个,万元户腰里一排的BP机。人们甚至忘了它公司的名称加尔文制造公司,于是,1947年公司干脆改名摩托罗拉,由此可见当年摩托罗拉名头之响。这种事情在大公司里并不少见,几天前,松下公司也把它的名字从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名字Matsushita改为了品牌的名字Panasonic。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创新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这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懂得的道理。很多国家都投了大量的资金建造自己类似硅谷的科技园,以鼓励创新,但鲜有成功的。主要是因为其它地方很难再复制硅谷的天时(二战后IT工业的发展)、地利(背靠斯坦福和伯克利)和人和。而这其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它就是在硅谷发展起来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是硅谷在全世界最特殊的地方,并充分保障了创新。在生产关系中,在以科技为主的行业,生产资料的作用微乎其微,像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除去现金后,资产占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那么人的作用就是关键,具体讲就是利润的分配方式和人与人的关系。科技公司的期权制保证了各级雇员除了工资以外,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到一杯羹。因此,他们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硅谷科技公司(包括基因科技等生物公司)在上市前,一般员工的股权可以占到公司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也就是说像Google、英特尔和思科这样规模的公司,每家都有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掌握在员工手中。员工从股票上的收益可以大于自己的工资,这就是大家拼命干活的动力。在人与人、雇员与雇主的关系上,硅谷的环境是对发挥员工创造性最有利的。公司内上下级之间虽然有等级的差异但是彼此是互相尊重的。(有些时候,一个优秀员工的级别和收入可能比他的直接上级还要高。)这样大家在一起共事就会觉得相对“舒服”一些,每个人都容易安心做好份内的事,而不是必须勾心斗角往上爬。硅谷的基因科技和Google在最近的好几年中,被评为全美国最适合工作的公司。硅谷公司对员工的约束也很宽松,一般不会阻止员工跳槽,更不会因此打官司。甚至当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搞发明创造(只要不是偷技术)然后出去创业,硅谷公司(包括各研究所)也不会像美国其它地方公司追究得那么厉害的,而一般采用入股的方式做到双赢。思科创始人和斯坦福之间就是这样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硅谷的主流生产关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也正是保障了硅谷的创造力长盛不衰的原因。澳门威尼斯人全部网站其次是“亚洲制造”效应,由于硅谷靠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起飞,在七十年代它便聚集了很多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的专家和工程师。同时,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电机工程系的发展。这些人或者从仙童等第一代半导体公司跑出来,或者离开斯坦福和伯克利,开始了第二轮的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硬件公司的创业。其中的代表者包括开发和制造RISC处理器的MIPS公司,Sun公司和SGI公司,以及LSI等中大等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还是由美国人为主创办。在第二代公司中有大量亚裔的工程师和主管。他们通过第二轮半导体的创业,积累了财富和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第三轮半导体公司创业的中流砥柱。等到有大量亚裔专家出来再创办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时,他们很容易将制造甚至设计部门移到成本比美国低很多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而只在硅谷保留科研部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包括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其创始人黄仁勋,生于台湾,毕业于斯坦福,任职于LSI和AMD,然后创办Nvidia。这时在硅谷半导体时代创业最经典的例子。当硬件制造业移到台湾后,半导体业的整体利润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从此改变了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的游戏规则。于是以前的半导体公司为了竞争的需要都纷纷将工厂外移。到后来,大家发现一些低端的设计亦可以拿到台湾去做,硅谷的硅含量就越来越低了。

虽然微软在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和高通在3G市场的垄断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公司仍然能独占60-70%的市场。在处理器市场上,英特尔一年有近400亿的销售额,而第二名AMD仅有60亿。在网络设备市场上,思科销售额高达400亿,是它的对手华为(100亿)和Juniper(40亿)总和的三倍。谷歌研究院院长彼得.诺威格博士说,当一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以后,就不要再指望在市场占有率上翻番了。这句话在信息工业界广为流传。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但是常常被一些公司领导者忽视。在互联网泡沫时代,太阳公司占有了觉得部分工作站市场,市值一度超过一千亿美元。但是,它还在盲目扩大试图在工作站和服务器上进一步开拓市场,结果,一旦经济进入低谷,工作站和服务器市场迅速收缩,即使它占到100%的市场份额也无济于事,事实上,太阳公司的市值蒸发了90%多。八十年代,随着数字信号处理的发展,出现了对专用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的需求,该产品也因运而生。德州仪器(TI)、AT&T和摩托罗拉在八十年代初先后推出了TSM,DSP和M56K三大系列产品,这个市场发展的如此之快,给摩托罗拉带来了一个新的金矿。今天,以DSP为核心加上外围通信的手机核心芯片仍然是全世界销量最大,最赚钱的半导体芯片(因为每个手机中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芯)。在VoIP和网络上影视传输设备领域,思科最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头羊,这样它就可以在互联网浪潮之后,再次搭上宽带通信革命的浪潮。往更长远看,思科如果能走IBM的道路,即不断淘汰它利润低的低端产品,将市场主动让给华为等“中国制造”的公司,保守地开拓新领域的成长点,就有可能做到长盛不衰。否则,如果它一意固守现有的市场,则很难摆脱诺威格定理的宿命,将成为下一个朗讯。

太阳公司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改变商业模式开源Solaris,从卖操作系统变成提供服务。要知道,一份Solaris操作系统不过两三百美元,但是IT领域一小时的服务就能收这么多钱。但是,太阳公司以硬件业务(而不是服务业务)为主的商业模式使得它不可能开源Solaris,因为它主要的钱来自于硬件。(正是这个道理,苹果也不可能把它的iPhone操作系统开源。)我在前面的章节中经常提到基因决定的理论,有些读者认为我是宿命论。但事实证明绝大部分公司包括很多伟大的公司都很难逃脱这个宿命。(也有一些例外的,以后我们会介绍这些例外的公司,比如通用电气GE公司和3M公司。)而相反,以服务为主的IBM公司倒反而比较早地加入了开源Linux的行列。2000年以后,由于高档微机已经达到了工作站的计算速度,价钱又便宜很多,IBM靠开源Linux服务器从对太阳公司的价格劣势变成了价格优势。等到2004年,太阳公司明白了这个道理,将Solaris开源,IBM已经抢到了先机,成为Unix市场的最大服务商。在第一个领域,惠普有技术上的优势,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公司,后者追赶得很快,而且日本的产品在价格有优势。这个领域发展平稳,利润率稳定,但是市场规模不大,因此,卖掉它顺理成章。医疗仪器这个行业利润丰厚,由于门槛很高,新的公司很难进入,因此相对竞争不是很激烈,惠普在全世界真正的对手只有通用电器(GE)一家。(在核磁共振上,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在品质上比美国公司的要差一些。)但是成长不是很快,尤其是新的技术和设备都要经过FDA认证才能生产销售,因此研发周期极长。从情理上讲,惠普应该保留这个利润丰厚的部门,因为历来公司都是剥离利润低的部门而保留利润高的。但是,GE这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对手,上百年来,它是世界上少有的常青树,而它的核磁共振机是惠普永远无法超越的。因此,惠普把它的医疗仪器部门分出去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决定。事实证明,今天的安捷伦确实无法赶超GE的医疗仪器部门。第二、被投公司最好处在一个别人没有尝试过的行业,即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如在苹果以前,微机行业是一片空白,在Yahoo以前,互联网还没有门户网站。这样的投资方式风险很大,因为以前无人能证明新的领域有商业潜力,当然,回报也高。这种投资要求总合伙人的眼光要很准。相对来讲,红杉风投的合伙人经历的事情较多,眼光是不错的。如果要把计算机工业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那么,1976年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没有读完大学的天才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在车库里整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商业化的个人电脑Apple-I。在硅谷很多公司才创业时因为资金有限,常常租用租金便宜的民房甚至是它们的车库来办公,这几乎是硅谷特有的现象,苹果起家时也不例外。"蓝色巨人"在这次信息革命浪潮中步子开始并不慢。1973年从小华生接手IBM的新总裁凯利(FrankCary)在花了大量时间去应付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反垄断诉讼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个人电脑,IBM观望了几年。这对IBM这样一个大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前面讲过,IBM成功的秘诀是保守,它基本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苹果公司失败了,IBM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如果前者成功了,IBM依靠它强大的技术储备完全可以后发制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IBM其实时第二家做计算机的公司。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很多大公司用这种办法对付小公司的例子。四年后,凯利决定开发个人电脑。

这些公司里面大大小小的人在外人看来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虽然对于一个公司来讲,赶上一次浪潮不能保证它长盛不衰;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一生赶上这样一次浪潮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要预测未来是很难的,但是看看过去和现在,我们也许能悟出一些道理。我愿意借谷歌黑板报的空间,将我这些年来看到的和听到的人和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会谈一谈我对每次浪潮的看法,对上述每个公司的看法,以及对其中关键人物的认识。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也要提到间接影响到科技浪潮的风险投资公司,诸如KPCB和红杉风投(Sequoia)以及百年来为科技捧场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GoldmanSachs)等等。公司的基因的决定作用如此之大,使得很多跨国公司都无法通过改变基因来逃脱诺威格宿命的厄运。这其实对整个工业界乃至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件好事。就像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从生到死不断发展的一样,一个公司、一个产业也应该如此。人类的文明和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清除掉阻碍我们进步的那些庞大的恐龙,才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讲,一个昔日跨国公司的衰亡,也许是它为我们这个社会做的最后一次贡献。澳门威尼斯人全部网站“在人类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市民的一切美德——小心、顺从、勤勉、谨慎,都无济于事,它始终只要求天才人物,并且将他造就成不朽的形象。命运鄙视地把畏首畏尾的人拒之门外。命运——这世上的另一位神,只愿意用热烈的双臂把勇敢者高高举起,送上英雄们的天堂。”(节选自“三联版”舒昌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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